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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散书佳话

  享年92岁的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来新夏,年近九旬时,将万册藏书捐给故乡浙江萧山。当地建了来新夏著述专藏馆和来新夏方志馆。来老说:“藏书容易散书难,捐书之举实现了我‘不散之散’的心愿。我的很多藏书来自民间,如今捐出给大众使用,这是为书找到了最好的归宿。”将私人藏书统一捐赠给公共机构,可谓“不散之散”。不少文化名人暮年主动捐书,文化善举,泽被后人。

  中国传统文化虽有“诗书继世,五世其昌”的古训,但将藏书作为财产留给下一代未必明智。“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买书、不藏书的人不知聚书之难、读书之乐。说穿了,不把书当作遗产留给后代,其实是指望后代自己买书来读。余秋雨在《藏书忧》中说:“新的一代起来了,他们必须从头来起,先是一本本地购读,一点点地汇聚,然后是一步步地自我构建。单单继承一个书房,就像贴近一个异己的生命,怎么也溶不成一体。”难怪已故老一辈或尚在的资深文化名人,多有捐书、散书之佳话。

  文化名人藏书通常数量多、品位高,其捐赠不仅充实了公共图书机关库藏,且不乏文化传承之意义。如中国现代文学馆建馆时就有“作家文库”制度,对作家成批捐赠的图书,设立以作家名字命名的文库,至今已有百余座。对捐赠大宗有较高价值书刊者,设专架或专室予以收藏,此乃公共图书馆之通例。

  除了来老说的“不散之散”,还有一种“大散若藏”,即将自家藏书分批或零星地“散”出去。纪晓岚一生阅书无数。当有人问他百年后如何处置个人藏书时,纪大烟袋说:我死后,藏书散尽人间,落到某人手里时,他也许会很开心地说:此乃纪某的旧物,不亦佳话乎?纪晓岚替皇家总纂《四库全书》,经手过大量珍本、善本、绝本。他打算“届时”将私藏散尽人间,多少有避嫌之虑。

  当代中国文化名人不乏“大散若藏”者。他们并不将藏书统一捐赠给某机构,更不介意是否设立个人名义的“××书库”。只要藏书有合适去处,于愿足矣。

  有的是陆续“散”给多方位的公家。语言学家黎锦熙在世时就将一套珍贵的二十四史捐给北师大。1979年去世后,其女儿黎泽渝将其数万册藏书进行分类,遵其遗愿,分别捐给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北京图书馆。吕叔湘生前就着手处理藏书,早在50年代就把一批英文书籍捐赠给北京外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后来他又将一部分专业性书刊捐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语文出版社两家。其余近千册专业书捐给了北京语言学院图书馆。春风化雨,广而散之。

  有的是随意且零星地“散”给朋友、学生或有关人士。徐迟有一篇《安置好书》,讲他八十岁后将书分门别类地送给相关友人。如把诗集送给诗人曾卓,把散文集送给写散文的徐鲁……“宝剑赠英雄,香草贻美人。”书、人皆得其所。谷林说朱光潜晚年让前来联系工作的年轻朋友任意从他书架上取书,陆灏说施蛰存老先生让他随便选取其藏书,林文月写台静农先生晚年散书,皆如出一辙也。

  台湾文化人马之骕在《捐书记》中说:“笔者滥竽文教界数十年,一因职务需要,一因兴之所至,也收藏了若干书籍,然不足为道。现因年迈力衰,读书著书的能力逐渐退减。因此,决定把一些藏书捐出去……我想把赠书之举,视为推行一种社会生活的‘新理念’,就是‘自我料理后事’的理念……我向所有‘藏书人’建议,当你觉得自己智力、体力逐渐退减时,最好先为你的‘藏书’找一个好归宿,既利人又利己,何乐而不为?”马先生将自家藏书分捐五家(根据图书馆不同定位),在“大散若藏”上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视为“一种社会生活的‘新理念’”。晚年散书佳话,可敬可佩。

  范某虽尚未到“散书”的年纪,但也逐渐学着对自家藏书做减法。只是如今人人捧着手机傻乐,送书之举,不啻热面孔贴冷屁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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